日前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自2014年5月1日起，开展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签署《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“红包”协议书》工作。卫计委要求，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开展，其他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。(详见本报今日A01版)

　　以协议的形式，约束医患之间的红包行为，似乎是一种创新。毕竟，协议是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，它可能对一些患者和医生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。但以为协议就可以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，消除医患之间的红包，无疑也有些想当然，因为一份协议要想产生真正的效力，需要一些基本的前提。

　　一份协议要想产生效力，一般取决于两个前提：或是签署双方是诚信的，他们会自觉地执行自己签署的承诺，如果不执行他们就会面临良心的谴责;或是签署双方受到外部的制约，他们内心未必自愿签署协议，但是因为协议的强制约束，让他们必须签署并遵守协议。这些外在的强制约束可以是诚信体系，也可以是具体的法律法规。无论是哪一种形式，这些强制约束都存在这样的特点：一旦发现违反协议的行为，当事人必然受到严厉处罚。如此，协议也可以产生效果。这种效果与基于诚信素质产生的效果一样，但它的效果来自制度敬畏。

　　那么，在实际生活中，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具备这两个前提吗?首先，内在诚信的前提是严重匮乏的。其实，医生不能收红包是一种基本的职业道德。在正常的医患关系中，根本不应该存在红包这样的东西。但是，因为医患关系的不平衡，以及缺乏外在有力约束，医生还是会收红包，患者还是会送红包，甚至这样的收与送已经成为了明规则。既然诚信本来是缺失的，多一个书面的协议又有什么用?医生和患者大笔一挥就可以签署协议，但是私下里，他们会把这个协议当成是笑柄或废话，还是收、还是送。

　　其次，外在约束的前提也没有清晰看到。外在约束可以是诚信体系。如果，诚信体系是健全的，任何不诚信者都会被诚信体系惩戒，就能形成正常的淘汰机制，人们就会懂得、学会、坚持诚信。而如果诚信体系是缺失的，不诚信者不仅不会遭到处罚，反而可能获利更多，人们显然要掂量掂量诚信的价值。当然，外在的约束还可以是法律法规。如果，制度将收受红包上升到受贿的高度，对红包采取零容忍的态度，也就没有多少人敢以身试法。现在，之所以红包横行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人们把红包故意曲解为感谢费，既然是感谢费，收受又何妨?

　　当个人诚信缺失，诚信体系不健全，而关于医患红包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具体化时，红包就不可能自动地消失。尽管，一些人可能因为不收不送红包协议的存在，而产生一些警惕和反省，但在现实利害关系面前，人们又总会作出符合个人理性的趋利避害的选择。因此，仅仅是倡导还不够，仅仅是签署个协议还不够，要么完善诚信体系，要么明确红包的性质与处罚，否则，红包还会像顽疾一样存在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也不以协议的签否而消失。